本来预计12点前睡的,写完上一篇日志,去读了几篇公众号文章,一下就2点了。
新西兰目前还没有确诊有病毒的消息,市中心大街上还没有戴口罩的人,但是不少人已经购买好口罩,市中心的药店的口罩已经限购,大部分已经卖完。楼下房客n在免税店上班,他们已经都带上口罩,她说口罩还是公司像厂家买的最后的一些,并不大量,她还说,有中国游客大妈看到他们戴口罩,骂他们是不是嫌弃游客脏……也有看到新闻说洋人骂是中国人带来的病毒。我去医院看望lf的时候,站在大厅等lif来接我,路过的洋人看了我一眼,走到我身边的取消毒液的柜台,我能感受的得到的。我还没有去买口罩,真的希望这场战役突然退去,不再有眼色。
03年的非典对海南的影响并不大,回想起来是因为说海南空气流通,病毒活不了,也不记得那时有没有停课,校园里面好像就贴了一些告示让大家勤洗手,这事就过去了。网上评论说,“终于知道非典那时为什么不害怕了,不是因为年轻不懂,而是因为那时没有微信,这一天天让朋友圈吓得……”。今天2月2号,国家延长了假期,学校延长了开学时间,朋友圈像是机场的大屏幕,时时刻刻在更新着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消息。奥克兰真平静,窗外的阳光平和舒适,我并没有特别关注最新报道,单纯看着数据在往上走,公众号会有“身边的人”和病毒的故事,那些才让我真切感到恐慌,感到心疼。
当然也看到正能量的一面,有公众号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来更好的面对疫情,提供免费的绘画直播教程给在家闲的发慌的人,多多少少能感受到大家的温暖和冷静对应疫情。
文章:疫区日记丨又活了一日
文章:现在不是煽情的时候
“陈琦留意到,好几位宅在家里自我隔离的居民,会特意备注上新年祝福。数据显示,截至大年初四,武汉有1289个饿了么订单外卖出现了“过年好/新年好”。原来,消失的年味用另一种形式保留了下来。家人不在身边,还有许多人在一起度过这个特殊的年。”
文章:“除夕那天,我送他去拯救世界” | 15则在疫情之下,平凡又闪光的故事
眼泪哗一下出来了。
真的迫切希望中国能好起来。
我妈在我小学的时候总是让我每天写日记,当然我没有听,是件痛苦的事情,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好写的。后来在高中的时候很叛逆,写过两本日记,一年一本,那时刚出国都带来新西兰了,很压抑的文字,都是怨恨和绝望,我现在确定那时肯定是得病了,想死过,绝对的抑郁,因为出国了,离家远了,每天做自己喜欢的设计,拍照,一切才慢慢的好起来。
我也一直回想以前的事情,很多事情我不记得了,出国前的事情我已经选择性忘记,当我意识到了,记不起很多事情的细节,其实会开始觉得可惜,一些瞬间,不再允许忘记了。
在人间丨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
因为不给转载了,我直接复制粘贴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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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上倩倩是腊月二十九。当天上午10点,武汉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封了城。她很焦急,她母亲和父亲被隔离在不同的医院,母亲严重,父亲轻微。哥哥也确诊了,但医院不接收,自己在一个酒店房间隔离。她担心虚弱的妈妈在病房里缺少照料。
除夕夜里,我们又聊了一次,她的情绪明朗了些。早些时候妈妈告诉她,在隔离病房里找到了护工。她奔波一天,帮爸爸买到了免疫球蛋白。她一路飞驰,从买药的汉口奔回了家。那天夜里12点,武汉要锁江。
大年初一中午,她发来微信,告知了妈妈去世的消息。她哭着喊“我没有妈妈了,我没有妈妈了,我该怎么办”。
江城冬日阴冷,时常飘雨。农历新年第一天,倩倩四处奔波,送别母亲。疫情给了这个家庭突然的重击。最内疚的是她父亲。因为担心妻子肺部的小结节,1月中旬,他让她动了个手术。随后她在医院感染新型冠状病毒。
短短几个日夜,疫情陡然严峻,喧闹的武汉逐渐停转。截至1月28日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,湖北已有100个人感染去世。
以下是倩倩的口述(凤凰新闻客户端在人间工作室出品)
一、
妈妈走了。一切都太不真实了。
大年初一早上,爸爸打电话让我给他送药。我拿了10瓶免疫球蛋白出门,想分别给爸妈送一些。
我把药放在隔离楼大厅的一个地方,走远。爸爸来取走了药,临走时,喊了一句“妈妈可能不行了”。我很震惊。后来他发短信来,说十几分钟前医院打来电话,告知妈妈器官衰竭了,正在抢救。我很着急,想联系妈妈的护士,但一直联系不上。
我又给爸爸发短信,安慰他“哪里衰竭,不会的,肯定可以抢救回来。妈妈那么坚强,我们要相信她”。
他回复:“不会了,现在抢救只是走形式”。
■1月17日,妈妈做完肺部手术,我给她买了花,妈妈很高兴。
我向爸爸要了告诉他消息的电话号码,打过去,对方一直暗示,妈妈要不行了。我只能哭着求他,“我什么都可以不要,多少钱都不在乎,求你用最好的药、最好的设备救救妈妈,我不能没有妈妈啊”。
没几分钟,电话又响了。医生很郑重地介绍了身份。我就知道,完了。医生说已经通知了殡仪馆,一会就要把妈妈的尸体拉走。我求医生等等我,我马上就到。他答应了,但让我不能靠近妈妈。
第一次跟医院打电话后,我给哥哥打了个电话,故作轻松,像往常一样打听他的进展。哥哥早上5点就去医院排队做检查,这是第三天去了。哥哥说得要两点半才能看得上医生。我忍住没跟他说抢救的事。哥哥最爱妈妈了。
接了医院的第二通电话后,我哭了几分钟,又想了几分钟,觉得这件事哥哥应该知道。何况我自己也懵了,不知道怎么处理,我怕自己扛不住。
我打给哥哥,问他,“你要不要来妈妈这边”。他问怎么了,排了一上午队,他怕现在走就白排了。
我一个字一个字告诉他,“哥哥你要冷静,绝对不能冲动。我们没妈妈了。”哥哥被吓到了,他不相信。我不说话了。我张不了嘴,一开口我就会哭。一瞬间,哥哥崩溃了,哭得很惨。他从没哭成这样过。我也想哭,但哥哥已经这样了,我就不敢哭了。我一直安抚他。
我们想去看妈妈最后一眼。一路上,嫂子和爸爸一直给我打电话,让我们不要去,太危险了。但我们不能不去。
■ 右边这栋矮楼是爸爸被隔离的地方,我每天往返两个小时给他送药。
我先到了医院,手脚发着抖。过了会儿,哥哥也到了。他只戴了口罩,踉踉跄跄冲去病房,我抓都抓不住。妈妈还有体温。哥哥趴在妈妈胸口抽噎,大喊“还有心跳,医生,还有心跳啊”。医生过来看了下监视器,上面是两个0。病房里还有三个阿姨,她们都在抹眼泪。妈妈的桌子上摆着这么多天来我们送来的饭,好像一动都没动过。
哥哥哭得喘不过气。那是感染科病房,我担心他的安全,只能使劲拉他出去。
医生不愿意跟我们多说什么。他给了我们一张死亡证明,上面写着直接死亡原因是“呼吸衰竭”,因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”引起。他说有问题回头再来找医院,现在要先把人送去殡仪馆。
我们只能走了,在楼下一个空旷的停车场等着。天开始下雨。半小时后,有人推着一个尸袋出来。确认是妈妈后,我们跟着来到了太平间。我和哥哥一直在门口跪着磕头。那个地方没消过毒,我担心哥哥,只能又拉着他走了。
殡仪馆随后打来电话。我哀求他们,一定要等我们。我们一路加速,二十分钟就赶到了。他们递过来一份遗体处理承诺书,上面写着“逝者疑似或患重症肺炎死亡”。
殡仪馆的人不允许我们再进去,让我们签了字就直接走。他也在抱怨,说那里已经都是人了,情况比我们想的严重很多。
几辆车停在那。我们确认了运妈妈的车,跪下,向着车子磕头。旁边还有三四个男人,也跪着哭。
车子开走了,我一直追在后面跑。它越开越快,我实在追不上,停了下来,站在那儿,气喘呼呼。天很冷,我感觉很无助,很绝望。
哥哥哭得收不住。我平复了心情,特别冷静地跟他说,走,我们现在要赶紧把爸爸的药送过去。我一直在和他说,我们剩下的人一定要活得更好,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人了。
二、
一月中旬,爸爸担心妈妈的身体,把她叫回来动了手术。妈妈之前在外地陪外婆。没想到术后感染了病毒,但医院没对她做什么特殊护理。我们很着急。
去找爸爸的半个小时车程里,我一直和哥哥说,你可以在我这哭,但不能对爸爸和嫂子哭。你也不能钻牛角尖,你说自责的话,爸爸会更自责。我们所有人都没错,我们都是为了妈妈的身体才让她做手术的。新闻之前没报,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传染会这么严重。
爸爸下来了,离我们远远的,不说话。我猜他一开口就会哭,会崩溃。哥哥一直喊,爸爸你把口罩摘下我看看。爸爸没搭理。
我们把东西放在桌子上,走远了,爸爸才来拿东西,拿了就走。妈妈确诊后,他一直不让我靠近他。我们俩见面,要隔开20米。我走近一步,他就退后一步。他会很凶地喊我走。如果我不走,他就着急,急起来他会吼,让我赶紧滚。我一直很黏爸爸,他以前从不这么对我。
爸爸也很爱妈妈。17号做完手术后,妈妈每天都很痛苦,日日夜夜睡不好觉,爸爸贴身照顾她,每天也几乎没怎么睡。
1月21日,我和哥哥开了很久的车去看外婆,刚到不久,就接到电话,说妈妈疑似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。我们很吃惊,妈妈的医院不在汉口,我们一家也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。
我们又赶紧开了两百公里车,回了武汉。但爸爸很强硬,不让我们去找他们。那天下午,他们就从住院部三人间转移到了一个单人间。22号确诊了,中午,医生说要转到金银潭医院。但过了三个小时,我再找他,他就说转不了了,金银潭那边满了。我当时就特别慌。医生安慰我,说这家医院也会有全国的专家来支援。
我还是很着急,很想去找他们。当时有一种心情,想一定要看到爸爸妈妈,确定他们在那里。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,我们就一天不在,事情怎么就成了现在这样。想到隔离就看不到妈妈了,我很害怕,怕会不会以后再也看不见了。
■ 爸爸拍给我看妈妈的病床。
我求护士,能不能让我走近一点,隔着玻璃看一眼。护士挺好心,她一直提醒我不能进去,不能待久了,要做好防护。我隔着玻璃门看到了我爸,他当时就很生气,用手势比划,让我赶紧走。妈妈的床靠墙,我看不清她。护士把她扶起来,她特别虚弱地跟我招了招手。
我一直哭,爸爸一直赶我。我只能走了,哭着嘱咐他们好好的,好好吃东西,好好看病。
后来我们才知道,爸爸当时没有确诊,他是自己主动要去陪护妈妈的。这段时间,我们每天都面临很残忍的选择。如果爸爸当时没有被感染,让不让爸爸去照顾妈妈?这怎么选。妈妈刚做完手术,爸爸不去照顾,她可能就没有办法上厕所,没办法吃饭。妈妈被隔离后,这家医院规定不能收外卖了,也不提供伙食。让哥哥送饭他会有感染的风险,不送,妈妈又会饿肚子,送还是不送?
■ 1月20日,我们给爸妈送去饭菜和一桶鸡汤。哥哥带着年度优秀的奖状,妈妈旁边两个床的婆婆都说羡慕我们一家子。
我们没时间想这些。我们只能给哥哥最大限度的防护。他去送饭时会穿上一次性雨衣,戴上口罩、鞋套和医用橡胶手套,再拿胶带把身上有缝隙的地方全部都封牢了。
■ 在妈妈的病房,爸爸就是在这张椅子上坐着过夜的。
妈妈的病房有四个病人,爸爸没地方睡,就让我们买了那种和便桶一体的凳子,他在上面坐一夜。22号晚上,爸爸也做了检测。
但隔天下午,感染科病房就不让爸爸陪护了。爸爸取了检测结果,在医院大楼里坐着,不想离开妈妈。我说那我去医院正对面开一个房间。那里从窗子可以直接看到妈妈隔离的楼,直线距离两三百米。我去找酒店,他们说不对外营业了。
■ 23日晚上,我和爸爸坐在两辆车里打电话。我隔着车窗拍下了另一辆车里的他。
爸爸看了检验报告,说结果是阴性。我想开车接他回家休息。他不愿意坐我的车,怕身上有病毒。我们俩只能一前一后开车。半路上,他给我发信息,说他眼花看错了,结果是阳性。
他非常难过,更加不敢跟我同住了。他一直问我,怎么办啊,该去哪儿啊。我也慌神了,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去哪儿。
我先把那天早上在药店买到的一瓶500毫升的酒精拿给他。我还买了一瓶喷雾式花露水,爸爸把花露水倒掉,灌进酒精,就能当喷壶用了。但我只买到了一瓶,爸爸坚持要把酒精分我一些。我们的车停在一个黑了灯的巷子里,一左一右。我走过去,他把窗子摇下来,不说话,使眼神,暗示我把手伸出来。我猜出他的意思,把橡胶手套脱了。他对着我的两只手喷酒精,递给我剩的酒精瓶子。瓶身整个都喷过了,递给我后,他又把上面他捏过的地方又喷了一遍酒精。他使眼神让我赶紧走。
回到车里,我们继续用电话交流,又商量了好一会儿怎么办,去哪里,就这样过了半个多小时。我后来和朋友说,我们隔着这么近,却只能分坐在两个车子里,不知道该往何处去,真的非常心酸。
爸爸最终决定去医院。他连夜到另一个医院排队,排到凌晨,做了检查。第二天早上他给妈妈送了早餐后,又去那个医院排队住院了。
三、
爸爸提着药和一桶加了盐的矿泉水走了,越走越远。我和哥哥朝他喊,爸爸加油,要坚强。
他回头看了看我们,还是没说话。
从医院开车返回的路上,我很恍惚,哥哥多次提醒我刹车。我们决定让他把酒店退了,回我家住。妈妈走了,我们需要彼此。
回家后,我们把当天穿的衣服都丢了。又怕有人会捡去,就拿剪刀都剪烂了。妈妈确诊那天晚上9点半,哥哥一个人去做了检查。凌晨3点他开车回家,在停车场睡了一夜,他怕传染嫂子和侄子。第二天,确诊结果出来了,但没有医院收。
■ 妈妈亲手为我做的橄榄油,我想一直保存着。
我和哥哥说,我们住一起,我还可以给你做饭,我自己也能好好吃饭了,我们一定要坚强,不能倒下。
■ 妈妈11月来我家,帮我收拾屋子,给我留了字条,让我一个人仔细生活。
第二天我给哥哥烧饭,油桶里没油了。我翻找出一瓶妈妈之前给我的橄榄油。我一个人住,她时常来看我。今年11月,她给我买来很多调料,写了一个字条,嘱咐我过日子要精打细算。她还帮我扔了做蛋糕的过期的面粉。
妈妈真的很漂亮,是院里非常有名的大美女,朋友都羡慕我有这么好看这么爱我的妈妈。
我想一直保存着这瓶橄榄油,就去超市买其他油。在一个货架上,我看到妈妈爱吃的酸辣粉,蹲下哭得不成人形。
23号晚上,妈妈发微信来,说她想吃手撕面包和酸辣粉。我马上出门去找,但超市关门了。我当时很崩溃,妈妈这么虚弱,好不容易提出要吃一点东西,我却不能满足她。
我每天能做的只是不停打市长热线,反映妈妈的特殊情况。但不管我打多少次电话,他们都只会说会向上面反映了,尽快回复。打了三天电话,没有任何回应。
妈妈去世后,我才知道,她说找到护工是骗我们的。她独自隔离后,我们很担心,四处在求助。有一次我给妈妈打电话,她在呻吟,喊伤口疼,央求护士帮她打开饭盒。护士语气严厉。妈妈很善良,她反而一直在劝我,20多个病人就一个医生一个护士,他们也遭受了很大的委屈和压力。
以前不觉得妈妈在有什么,但当我再也得不到了,感觉就像在黑暗的寒夜里,突然被撤去裹身的棉被,暴露在无尽的暴风雪里。
这两天我经常偷偷听妈妈之前发的语音。有次哥哥从背后走过,发现了,往我的后脑勺很用力拍了一下。但我知道,他自己晚上在偷偷哭。
妈妈去世的那天晚上,爸爸一直给我和哥哥发信息,告诉我们银行卡密码、手机密码,以及买了什么保险,乱七八糟的事情都交代得很仔细。有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了,就发来一段很长的语音。我真是崩溃了。我特别怕爸爸自责。他们实在是太相爱了。
他们也很爱我,妈妈确诊后,不让我靠近她的隔离病房。1月24日那天上午,我想给妈妈送手撕面包和酸辣粉,嫂子情绪特别激动,她坚决不让我去。她说自己已经有一些不适症状了,如果隔离了,我得帮她照顾孩子。如果我们家五个大人都感染了,孩子怎么办?
最后我跟她说,我也烧到37度多。她一下就崩溃了,一直在哭。我开始给各个地方打电话,打听政府对此有什么帮扶措施。市长热线好不容易打通了,他们说做了记录,会向上反映,打给妇联,只有一个值班人员,他也不清楚,红十字会的电话打不进去,卫健委又说这事他没有权利和权限。他们又都让我打市长热线。我们实在太慌了,连120和110都打了。一上午没有一个电话是有用的。
嫂子从早到晚在家用84消毒水做清洁,还时时刻刻在家喷酒精,给侄儿弄吃的,一定要拿酒精喷手,手背都喷的过敏发红了。
只有六岁的小侄儿什么都不知道,他是正儿八经地过寒假,很开心。我嫂子以前对他管的很严,不怎么允许他看电视。但这几天他可以随意看电视。如果孩子黏过来,嫂子就躲开,一直说你走远点,走远点。
我从小是被宠大的。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家庭需要我来支撑了。我觉得我就是最后一道防线,我要保护我嫂子和侄儿。如果我倒了的话,我嫂子和侄儿就得站出来了,我不想让他们面对这些东西。嫂子实在很瘦弱。
在跟他们说话时,我会故意装作轻松,或者告诉他们一些好信息,比如武汉又来了什么专家,又治好了多少人。但挂完电话,我常常一个人在家里哭到崩溃。
■ 24日晚上,赶在封江前,我开车跑到汉口硚口买了救命药。
1月24日晚上,我把酸辣粉和面包放到哥哥酒店楼下,他给妈妈送去了。我又开车去汉口买免疫球蛋白。市面上一瓶已经涨到了八百元。
时间很赶。我开得飞快,赶在锁江前奔回家。回来路上,我给哥哥打电话,问他在哪儿。我们俩竟然就在一座高架桥的上面和下面。看了表,正好零点。我才意识到,鼠年来了。
武汉一点也没有过年的气氛。
我向哥哥说新年快乐。我看看车后座,很开心。我想我们也算了过了一个不错的年,爸爸要用的那么难买的药,我买了很多很多,妈妈也说她有护工了。
我想我们一家马上就要团圆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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